美國的國防轉型 (續) 海軍 美國海軍轉型的主要焦點在於近海作戰、全球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ism, GWOT)、網絡中心戰(network-centric operation, NCO)、無人載具之使用、新的兵力結構與部署、人員需求之減少以及組織運行上的縮減。[1] 海軍變革的主要目的特別著重於發展對抗敵人「反進入」,以及「區域拒止」(area-denial)之能力。[2] 美國海軍轉型的主要特色 轉型前的美國海軍 轉型後的美國海軍 對抗以前蘇聯為主之海上兵力,以單獨進行大洋作戰計劃為主。 作戰計劃改為在敵方沿岸海域進行聯合作戰。 注重焦點在重大戰鬥之行動。 逐漸將重心放在全球反恐。 以作戰平台為中心(platform-centric)之作戰行動。 以網絡為中心(network-centric)之作戰行動。 建立陸上基地以支援遠征作戰的能力。 利用海上駐定,減少使用陸上基地來遂行遠征作戰的能力。 海軍兵力陣列主要為航艦戰鬥群(CVBGs)及兩棲便備部隊(ARGs)。 使用新的海軍兵力陣列,如遠征打擊部隊(expeditionary strike groups, ESGs)。 傳統之船艦部署方式。 新的部署方式,如「艦隊反應計劃」等。 以人力為主。 帛琉船艦人員大幅減少。 傳統企業經營方式。 流暢化海軍部隊結構。 資料來源:Ronald O’Rourke, Naval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ay, 2006, p.3. Table 1 (1)「沿岸戰鬥船艦」(Littoral Combat Ship, LCS):1992年,海軍頒布了一份稱為《從海上》(From the Sea)的文件。自此之後,海軍就將以往在冷戰時期之以對抗蘇聯為主,強調單獨進行大洋作戰之海上計劃,逐漸改為強調在敵方沿岸海域進行聯合作戰。過去十餘年,在這樣的觀念指導下,海軍特別強調以「聯合」(jointness)為主的作戰概念。這不僅指的是與其他軍種,也包括與其他盟國作戰之聯合。在作戰型態上,海軍特別著重於兩棲作戰、佈雷戰、以及對抗敵方柴電潛艦及小型艦艇等。因此,沿岸戰鬥船艦、無人載具、以及新式驅逐艦DDG-1000(即以前的DD(X))的地位將特別重要。[3] (2)降低人員需求:美國海軍一直想要採取措施來降低對人員之需求,在2007年財年預算以及《2007至2011年未來年度防衛計劃》(FY2007-FY2011 Future Years Defense Plan, FYD 房屋二胎P)當中,海軍規劃要以每年裁減1萬人的速度,將員額在2007年降到340,700員。配合人員精簡,海軍的組織也必須要改革與流暢化。同時在船艦設計上,海軍推出了可在較少人員需求下操作與作戰之新型船艦。[4] 此外,根據2006年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海軍陸戰隊必須在2011財年前達到現役175,000員;預備役39,000員的兵力規模。[5] (3)「艦隊反應計劃」(Fleet Response Plan, FRP):海軍正積極改進其艦隊陣列和部署的方式,以求能在更有彈性的情況下,因應新的緊急威脅,以及增加船艦在前沿部署之時間。針對新的緊急威脅,海軍擬定了「艦隊反應計劃」,而對於增加前沿部署時間,海軍則提出了「海上換班」(Sea Swap)的概念。根據「艦隊反應計劃」,海軍希望能在30天內可以有能力完成移防所有11支航艦打擊群(Carrier Strike Groups, CSGs)中的6支,並能在另外1個月內再增加部署1支航艦打擊群,也就是所謂的「6加1計劃」。海軍也相信其「海上換班」能有效增進其船艦及人員在海外部署的效率。[6] (4)「海權21」 (Sea Power 21):海軍的轉型作為將建立在「海權21」的架構下。「海權21」主要內容包括:[7] 「海上打擊」(Sea Stri 關鍵字廣告ke):指由海上投射精準武器及持續兵力存在之能力。「海上防衛」 (Sea Shield):不僅指海軍兵力可在海上防衛自己,亦必須保衛美國國土與盟國安全,此外還包括提供海基戰略與戰區飛彈防禦之作為。「海上駐定」(Sea Basing):此指海軍兵力在海上作為美國主權延伸之重要部份,使美國駐軍可以免於駐在國或其他國家之軍事阻止或政治干擾。 「海權21」的三大部份將會由「戰力網」(Force Net)所連接與支援。這是美國海軍用來聯接各部門電腦的網絡,使得船艦、戰機、人員以及各單位均能緊密連結。另一個與「海權21」相關的概念是前海軍作戰部長克拉克(Vern Clark)上將所提出的「全球作戰概念」(Global Concept of Operations)。「全球作戰概念」在各種不同情況下,包括前沿部署、危機處理以及實戰等都提出相應之海軍兵力陣列加以因應。[8] (5)反潛作戰:2004年12月,美國海軍通過了一項新作戰概念,決定已不再像以往那樣用潛艦來做為與敵潛艦(force on force)作戰的主要工具,未來將利用遠攻武器、網絡感應器(networked sensor)、無人載具等,來偵測敵方潛艦的動靜與所在。 在克拉克上將的推動下,海軍在一份長約5頁的極機密文 G2000件中主張:美國海軍將在敵方近海地區布下數以千計的感應器,以對目標地區做穿透性的偵察。這樣的部署將可提供海軍對該區極為清晰且前所未有的戰場知覺。至於攻擊潛艦,在未來則將會被改為感應器的指管系統載台以及攻擊用載具(kill vehicle)。沿海戰鬥船艦與反潛機也將增加其獵潛任務。這樣的改變將使以往海軍所採「以載台為主」 (platform-intensive),搖身一變改為「以感應器為主」 (sensor-rich)的反潛方式。換句話說,偵潛的主要責任已不需倚賴攻擊潛艦,潛艦雖仍有獵潛的功能,但水面艦及反潛機亦可分擔或甚至是取代這項僅存的功能。 這種以感應器及無人載具做為偵潛的新作戰構想,其實是源自美軍自己的「不對稱作戰」思維。在全面採用核能為潛艦主要動力方式後,美國海軍潛艦的造價艘艘皆可觀。若拿一艘造價高達20億美元的「維吉尼亞級」(Virginia-class)核動力攻擊潛艦,去對付敵方造價僅數十萬美元的柴電潛艦,不僅在作戰上不一定有勝算,更不符合經濟效益。克拉克上將雖然在2005年7月22日離職了,但繼任的穆稜(Michael Mullen)上將卻仍決定蕭規曹隨。穆稜上將在提出其施政指南時強調,海軍的反潛作為必須要讓敵方潛艦感受威脅、具體降低敵方武器之有效 售屋網性、以及減少反潛時從偵測到攻擊的反應時間。而在實踐這些目標上,感應器居於關鍵地位。 結論 不可否認地,美國做為世界軍事的最先進國,所能投注在國防上的資源不是一般國家所能比擬的。在從事「國防轉型」上,美國也擁有最多的財力,能在物質上實施其戰略規劃。試問,全世界有哪一國的陸軍可以同時用3條路線來轉型?雖然如此,美國仍為其他想要進行「轉型」或「現代化」的國家提供了許多重要參考,如陸軍競相以「旅」做為基本聯合作戰單位、強調特種部隊的重要性,以及重視戰略運輸(strategic lift)等等即是。 然而,面對於美軍諸多的轉型計劃,如果不能看出一些發展趨向的話,那麼這些作為恐怕只會讓關心國防者昏頭轉向,找不出頭緒。總的來說,美國的「國防轉型」計劃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指管通電情偵監系統、(二)反恐行動、(三)太空系統、(四)無人載具、(五)特戰部隊,以及(六)更靈活、較小、更機動、更輕型及更快速的部隊,這些都反映了美國目前對於未來軍事力量規劃的期望。 倘若就各軍種分別來看,陸軍顯然已放棄了傳統大規模作戰的思維,而改以「旅」作為聯合兵種的基本單位,以適應後冷戰時期不同環境的作戰需 吳哥窟要。「史崔克」旅級戰鬥部隊將逐漸變成美國陸軍作戰主力;空軍除了組織上的變革,包括劃分「遠征航太部隊」外,也特別強調「太空權」的掌握,期能在現在與未來掌握航太一體的戰略優勢;海軍則將轉型目標放在近岸作戰,以及新型「沿岸戰鬥船艦」的研發上。和空軍一樣,海軍也重視有效「遠征」能力的獲得。機動性地投射本身兵力在敵方遂行「反進入」以及「區域拒止」的區域也是海、空軍轉型的戰略目標。 然而,完成目前轉型後的美軍是否可以達成所望的戰略目標?這點或許仍有爭論之處。首先,自1986年《高尼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實施以來,聯戰一直是美軍的強調重點。在1996年5月,參謀聯席會主席頒布了《聯合願景2010》(Joint Vision 2010),主要內容是美軍因應美國2010至2020年的戰略需求概念,尤其是在聯戰方面。[9] 2000年5月,這份戰略指南又被擴充,並更名為《聯合願景2020》(Joint Vision 2020)。在1999年,原本的「大西洋指揮部」 (Atlantic Command)被轉型為「聯合部隊指揮部」(Joint Forces Command),並被賦予新的任務。藉由實驗新的構想與新科技,來領導美軍的轉型工作。「聯合部隊指揮部」也是美軍目前10個作戰指揮部中,唯一專責在美軍的轉型工作。[10] 然而, 酒店兼職由於現行的轉型計劃都由三軍分頭進行,各行其是,並在預算分配上相互較勁,因而造成了不少隱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當美國陸軍仍要仰賴機動化的空運兵力時,卻未能將空軍當做其作戰伙伴,而逕自訂定了96小時內要將1支戰鬥旅部署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目標。現今的《野戰教範3-0》(原為《野戰教範100-5》,但為配合聯戰而重新編號)也只將重心放在地面部隊,而沒有多著墨在地空協調作戰上。[11] 這或許是1980年代「空地作戰」(Airland battle)的不良影響所致,但從諸如此類的情況可以推論出,軍種間的紛爭可能仍是美國「國防轉型」在聯戰上的最大阻力。 除了聯戰的問題外,三軍各自進行轉型還造成了轉型核心概念的認知落差。比方說,當海軍與空軍將「遠征」能力的提升做為轉型的主要目標之一時,陸軍卻對此有所保留。因為就「遠征」而言,海軍與空軍都有能力在不同程度上獨力遂行作戰要求;但相形之下,陸軍如要進行「遠征」任務時,就不得不必須要和其他軍種進行聯合作戰,所有「遠征」行動也都需要其他軍種的配合。因此之故,即使陸軍已積極要發展具靈活性、易於部署的「史崔克旅」,但由於對「遠征」概念的保留,因此並沒有強調相關作為的發展,殊為可惜。 在轉型花費上,雖然決策者希望轉型 太平洋房屋能夠讓國防成本下降,但顯然在執行上仍有困難。隨著新式裝備的添購,預算很難不大幅增加。舉例而言,為了實施轉型計劃,海軍原本要採購32艘DDG-1000,也就是「桑瓦特」(Zumwalt)級驅逐艦,但由於研發成本不斷攀升,採購數目先是被降到了24艘,在2005年又被降到7艘,之後甚至還被凍結預算。在包商承諾降低成本後,2007年3月海軍才又重啟計劃。另一個例子是陸軍的運輸直升機。目前陸軍載運量最大的是CH-47E奇努克(Chinook)直升機,但載重量只有12噸,但史崔克旅部隊的裝甲車每輛卻重達18噸以上。顯然地,如欲使運輸直升機隊能提供足夠的載運力,陸軍勢必得採購更新、更大的直升機隊,才能達到所訂之部署時程目標。[12] 不可避免地,這又會代表了更多的資本投入。 此外,「保衛國土安全」雖已被美國政府列為「國防轉型」的重點之一,但成效令人懷疑。2006年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特別要求美軍要「深入保衛國土安全」;國防部也曾發布《國土防衛與民事支持戰略》(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 and Civil Support),明定國防部在保衛國土安全上的三種角色;因應國土防衛而新設的作戰指揮部「北方指揮部」(North Command)也被授權,可以在必要時預先調配或部署兵力或相關裝備。然而,考諸三軍的「轉型重點」,卻沒有看到一套 售屋網程序或方法可以用來決定各軍軍內可以用來執行國土安全任務所需的部隊型態與數量。各軍種,特別是陸軍,並不願意特別劃出某部份兵力來執行國土防衛或其他形態的非作戰任務,而僅在國會的壓力下,勉強對其預備役或國民兵部隊做相關規劃。誠然,「軍以戰為主。」軍人不願將兵力或預算放在救災上的心理亦不難了解;要求總統或國防部長在「保護國內人民」與「保護美國海外利益與部隊」間選擇或許也不盡合理。但對許多美國人民來說,在美軍已有能力要在海外進行4場以上戰爭(包括歐洲、東北亞、亞太地區以及中東)之時,[13] 國防部卻不願將進行一場戰爭的能力放在國內則未免也太說不過去。 做為軍事後進國家,對於美國「國防轉型」有太多的批評或許只會招致「酸葡萄」、「雞蛋裡挑骨頭」的非議。不過,更為嚴重的情況卻是,一些國家對於美國的「國防轉型」一知半解,以為無目標地積極擴大軍費、拼命採購新式武器就是「國防轉型」。事實上,一國國防要怎麼轉型並沒有典則可循。「美國模式」不僅其他國家在能力上做不到,就算能力可及,也不見得適合。睿智的國防決策者應該體會到這點,為自己國家軍隊的未來好好思考出一條道路才是。 [1] Ronald O’Rourke, Naval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2006, p.1. 西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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